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生態題材是當前文學創作的重要命題，滿都麥的《四耳狼與獵人》《在那遙遠的草地》《駿馬·蒼狼·故鄉》、阿云嘎的《黑馬奔向狼山》《野馬灘》、察森敖拉的《雪埋草原路》等小說都是上世紀90年代至今出現的優秀的生態文學作品，在作家們的筆下，原始的森林、草原等都充滿了詩意的光輝，是特定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寄托。實際上，自然書寫古已有之，通過梳理生態寫作的沿革歷史，尤其是探尋寫作者所秉持的生態觀念的變遷，有助于我們對當前的生態寫作建立起更全面的認識。

在中國古代文化和文學中，自然就占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古老先民們的生活、生產更加依賴自然，彼時人類的生命與自然世界是伴生、共生的關系。在中國古人眼中，自然處于崇高的神性地位。呈現在古代文學作品里的自然既是自在自然，也是有情自然、有靈自然。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和利用程度逐步提高，自然的神性地位走向失落。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人們將自然視為可茲利用的資源，對其進行開發與掠奪，此時人與自然和諧一體的關系轉變為自我與他者的關系。當人類意識到自身必須復歸到與自然協調的關系中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存與發展時，便產生了生態的觀念。因此，“自然”與“生態”是有所疊合又存在著差異的兩種概念。簡言之，生態思想是人類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的現代性反思與重建。對自然生態的重視不僅是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問題，它同時也意味著對人類精神生態的關注。在“天地人神”的四合宇宙被割裂后，處于“功績社會”中的人類如同處于一個無處安放靈魂的孤島，陷入心靈焦灼和信仰缺失的現代性危機。生態文學的寫作正是將觀察視野由人類社會轉入更為開闊的生命空間，以尋求大地家園和精神家園的價值重建。

在城市化的社會現實和現代性的文化語境下，生態環境與生態文學的聯系顯而更為復雜。例如，草原地區的地域特點和人民游牧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其文化形態中與自然相互依賴、休戚與共的天然文化因子。一方面，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更利于作家們在自然書寫中續接我國古老的自然觀和自然文學傳統，另一方面，在傳統與現代性的碰撞中，在對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惡化的現實反思中，作家們也努力進行著以生態型草原文化構建人類生活與精神棲居地的審美創造。他們或在“返魅”自然式的書寫中呼喚人類對自我之外的廣闊世界懷抱謙遜和敬畏的情懷，或在對人類破壞草原生態平衡的批判中去啟示人們守護這一片浪漫、自由、富有生機的土地。草原生態文學正以自然詩學之維和自覺的現代性省思表達著文學的生態主題。

姜戎的《狼圖騰》是以內蒙古草原為背景而創作的生態文學的代表性作品。小說以插隊草原的知青視角展開，講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內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的生活以及牧民與草原狼之間的故事，同時小說也展示了在這一時期由于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的沖突，原始草原及其生態在不合理的人類活動下由盛而衰的過程，顯示出作者對草原生態問題的關注?！半y道草不是命？草原不是命？在內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剩下的都是小命，小命要靠大命才能活命，連狼和人都是小命?！痹诿晒抛迦丝磥?，人排在次于自然的位置。牧獵生活對自然條件的依賴性使得祖祖輩輩的牧民們都懂得人類在自己的生產生活中必須尊重自然、愛護自然。蒙古族人對自然的崇尚與敬畏不僅是一種情感，而且這種樸素的自然觀早已在歷史中內化為整個民族、整個游牧社會的統一意志，彰顯在他們的生產生活、道德習俗、文化藝術等所有領域，蒙古族的圖騰崇拜也是源于這種觀念。對蒙古族人來說，狼既是他們的敵人——因為這種動物會侵犯他們的家園，但狼也是蒙古族人的朋友，因為狼可以幫助牧民們獵殺草原上不能夠過多承載的食草動物。蒙古族人敬畏狼，甚至崇敬狼，因為狼擁有著英雄般強悍的天性、無畏的精神、智慧的軍事才能和組織分工本領等等。對蒙古族人來說，狼既是現實中的動物，又充滿了文化隱喻的色彩，它象征著民族所認同的征服精神、自由精神等文化傳統。因而當草原被破壞、狼被獵殺，對這個古老的民族而言，這既是族人賴以生存的自然家園被令人痛惜地損毀，同時也意味著外來文明對他們精神家園的漠視與損害。

《狼圖騰》以及張承志的《黑駿馬》等作品作為“知青文學”中的生態敘事，因其鮮明的生態文化意識而廣為人知，但在少數民族地區也有不少優秀的本土作家在用生態題材的書寫表達著自己的人文思考與關懷，如肖龍的《黑太陽》《蟻群》等作品也表達著類似的觀念，這些小說敘述了東蒙地區森林草原上獵人家族的故事，在作品中，無論是草原風光還是草原人生，都呈現為一種開闊而本真的生命現象?！逗谔枴分械墨C人們無拘無束地騰躍在山野之中，他們在與自然暴力和野獸侵襲斗智斗勇的生活里鍛造出了充滿力量的體魄，擁有了勇氣、智慧以及豪爽、奔放的性格。在這片森林草原上，人與物、人與自然呈現為和諧統一的境界，在獵人們身上顯示出的是自由舒展的生命自在形態。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獵人們的生命品質已經在他們的孫輩那里失卻。離開山林、生活在現代城市中的獵人后代猶如被拔除了生命根基，他們不僅身體疲軟，而且精神被網絡娛樂所腐化，成為了萎縮在鋼筋水泥牢籠之中的“蟻群”。肖龍的作品突出了生機勃勃的自然界的樸野美，以及自然對人類生命形態的塑造作用，也表現了作者對現代草原人精神失落的擔憂，以及對重鑄民族精神的呼喚。

當前的生態主題的寫作，自然生態環境的地域風情之美、人物性情之美、民族文化之美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其文學觀念既對應著世界范圍內生態主義思潮的勃興、生態中國建設的時代步履，又續接了新時期文學的“尋根”主題，乃至我國自古以來的自然觀和自然寫作傳統。在工業化、城市化的全球背景下，作家們以對古老草原的書寫展現出地域獨具的原初色彩和魅力，重塑了自然的神秘與生機。在對本民族（或地域）文化資源的深入開掘中，作家們確立著自身的文化觀察視野，倡導生態型民族文化，傳達生態保護的觀念，同時也呼喚著自然人性的回歸。在這些意義上，生態文學秉持清新剛健之風，以強烈的文化特質和民族氣派在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兩個方面建設著人類的生存遠景，顯示出作家們自覺的生態意識和文化承擔意識。但同時要指出的是，當下生態小說的表達方式也易于陷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既定程式，即原始草原、駿馬、山林每每化作絕對的烏托邦和理想信念，而以城市、高樓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生活則往往作為被批判的對象，如何走出這一景觀化的敘述基調顯然是生態作家們應該繼續開拓的方向。不可否認，很多優秀的作家作品在引領讀者走進民族歷史和人類心靈深處時，在很大程度上規避了這種模式化表達的缺陷，但隨著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在文學作品中如何建構生態寫作的現代品格予以更多的正面回應，顯然應引起作家們更多的思考與關注。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研究生）